河北快三玩法 歐元之父蒙代爾:歐元區失敗,歐元失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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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之父蒙代爾:歐元區失敗,歐元失敗了嗎?

時間:2016-07-25 08:57:22  來源:知乎  作者:劉碩

    編按:英國脫歐公投全球矚目,伴隨而來的是歐元區的巨大爭議。本文探討歐元創立的理論基礎,以供反思當下歐元區困境。
  首先上結論:“歐元區”從來都沒有建成一個完整的“最優貨幣區”,有許多“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條件都沒有滿足,也就是說“歐元區”并不完全符合“最優貨幣區理論”,因此歐元區的失敗,并不能意味著“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失敗,至少不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然而歐元區作為人類社會對“最優貨幣區”的一次最廣泛和深入的實踐嘗試,它走到現在這個半死不活的狀態,至少說明人們對于“最優貨幣區”的研究和探索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本文主要探討“歐元區”與“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關系,關于歐元區危機的內容會非常少。

  摘要:“最優貨幣區理論”旨在通過為經濟交往密切的國家和地區通過固定匯率或者統一貨幣的形式建立貨幣區,以抵消浮動匯率的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同時實現區域內的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及收支平衡。經過理論界多年的研究,“最優貨幣區”的條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區內成員國的經濟發展高度相關、通貨膨脹增長水平一致、勞動力與資本等要素充分流動、開放程度高、產業結構多樣、具有轉移支付等財政調節手段。本文將通過比較歐元區各成員國與上述條件的匹配程度,證明“歐元區”并不充分符合“最優貨幣區”的條件,因此歐元區遭遇的困難和打擊,并不能充分說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失敗,更多的應該從歐元區自身的結構性問題上找尋原因。

  1.最優貨幣區理論

  1.1貨幣區

  我們先來講講什么是“貨幣區”(currency area)。蒙代爾對此的定義是“內部(不同貨幣間)匯率固定的區域”-“adomain with in which exchange rate are fixed”。[1]實踐中貨幣區有兩種形成方式,“固定匯率”(fixed exchange rate)或“貨幣聯盟”(currency union)。

  形成貨幣區,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兩種不同貨幣間建立一個固定匯率,要么由兩個貨幣的發行主體通過協議達成,要么一方單方面決定“盯住”另一方。如果要進一步穩固這種“固定匯率”,就需要形成“貨幣聯盟”,此時可以通過設立一個共有的中央銀行發行全新的區域性貨幣——例如歐元。當然除了統一貨幣,還有一些其他手段可以建立“貨幣聯盟”,這里就不贅述。

  蒙代爾認為,當一個貨幣區同時滿足下列條件,即可稱之為“最優貨幣區”: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

  1.1.1貨幣聯盟的優勢

  a)降低貨幣兌換成本,提高價格透明度,從而降低商品與信息交換的成本。

  b)避免浮動匯率導致的交易風險,進一步促進交易。

  c)可以將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成員國的貨幣政策傳導至原本經濟水平較弱的成員國,使其降低通脹率,提高國際信用。

  d)貨幣聯盟依附于自身形成的國際大市場,其所形成的的統一貨幣更為國際市場所接受,從而可能在區域外成為支付手段,提升區域經濟的國際影響力。

  1.1.2貨幣聯盟的弊端

  首先可以想到的自然是,建立一個全新的貨幣這一過程會產生巨大的開銷,當然這只是一次性費用,非主要矛盾。

  從長遠來看,貨幣聯盟的弊端主要來自于各成員國需要被迫放棄原本獨立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各國失去了根據自身情況設定基準利率的權力,也就失去了通過利率手段調節國內經濟的能力。此外,成員國央行也失去了對貨幣發行及流通總量的控制,從而削弱了通過匯率手段調節貿易和投資平衡以及國際收支的能力。這一系列變化對于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通脹水平及收支平衡都會造成影響。

  非對稱性沖擊:

  “所謂非對稱性沖擊,是指某一特定國家或部門受到經濟沖擊(諸如戰爭、自然災害、貿易條件惡化、金融危機、石油危機等)時,由于這種沖擊帶來的不利經濟影響與其他國家或部門不同步,即不對稱,需要特殊的經濟政策進行調節。如果受到非對稱沖擊的國家與其他國家未組成貨幣聯盟,那么可以使用貨幣政策如匯率和利率政策、財政政策等加以調節。在組成貨幣聯盟的情況下,由于失去貨幣政策手段,財政政策措施又受到限制,這一特定國家或部門便會出現嚴重經濟問題。”[2]

  這樣說起來比較抽象,我們舉例來說明:

  假設有A、B兩國,由于某一特殊事件的發生,國際市場對A國產品的需求迅速減少,同時對B國產品的需求劇增。我們可以說這一沖擊對于A、B兩國是“非對稱”的。在沒有相應貨幣調節政策的情況下,A國由于國際需求下滑造成失業及通貨緊縮,B國則需要面臨國際需求上升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那么此時A國央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刺激內需,B國則可以通過提升利率抵御通脹。相應的在這一系列政策驅動下,A國貨幣貶值,B國貨幣升值,這樣一來國際市場對A國貨物的需求就會上升,對于B國的需求則會降低,逐漸回到相對平衡的狀態。

  若A、B兩國形成貨幣聯盟,雙方則不得不采取統一的貨幣政策。在面對上述“非對稱性沖擊”的時候,統一的中央銀行在采取貨幣手段進行調節時,就必須在“對抗A國的失業率”或“對抗B國的通脹率”之間做出取舍,難以兼顧。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點細節上的設計不當都有可能導致失業率或者通脹水平的加劇惡化,給兩國經濟造成損失。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最優”二字,也就是在探尋如何讓貨幣聯盟在遭遇“非對稱性沖擊”時承受的損失得以最小化。

  1.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具體內容,什么樣的貨幣區是“最優貨幣區”?

  眾所周知,羅伯特·蒙代爾先生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締造者,他于1961年發表了題為“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的論文,在其中探討了“勞動力流動性”作為最優貨幣區的關鍵指標。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不同的標準,例如羅納德·麥金農提出的“開放程度”以及彼得·凱南提出的“多樣化程度”。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理論統一性,加上歐洲一體化進程停滯不前,關于最優貨幣區的討論也就失去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

  直到1990年,歐盟委員會在其報告《同一個市場,同一個鈔票》(“OneMarket,OneMoney.”咦怎么聽起來這么耳熟?)中第一次詳細闡述了在歐洲建立統一貨幣區的優劣勢,關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才煥發了第二春。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元的誕生與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

  隨著理論的不斷發展,在主流學術圈的觀點中,“最優貨幣區”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1.2.1羅伯特·蒙代爾:勞動力流動性

  蒙代爾在他的著作“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論述了非對稱性需求沖擊對于兩個區域間平衡的影響。根據蒙代爾的定義,這里所說的區域(Region)意為“內部具有要素流動性,但是在相互間缺乏要素流動性的(幾個)地區”-“areas within which there is factor mobility,but between which there is factor immobility.”[1]也就是說,“區域”的邊界并不一定等同于國界。進一步地,“區域”也可以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地區,它可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比方說汽車工業和服裝工業之間缺乏要素流動性,那么這兩個行業則可以被視為兩個“區域”。關于“要素流動性”,蒙代爾當時所指的主要是“勞動力流動性”(Labormobility),之所以沒有考慮到資本的流動性是因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和制度背景下,資本的跨國流動還非常有限,故而忽略不計。

  蒙代爾通過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相比以國家為基礎存在的固定或浮動匯率,區域間的浮動匯率更為有效。(這里注意“國家”與“區域”這兩個概念的異同)

  他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設計了一個模型。美加兩國都有自己獨立的貨幣。假如我們將這兩個國家看做一個整體,用一條假想的界線縱貫美加兩國,把整片大陸劃分為東西兩塊,西部以服裝工業為主,東部則是汽車工業的重地。可以看出這種以行業區分劃分出來的區域與地理上的國界線是毫不相關的。某一時期由于東部生產力的快速提升,汽車產能過剩,相應的服裝供應量不足。這就會導致西部工資上漲通貨膨脹,同時東部工資下降甚至失業率增加。此時無論美加兩國之間制定何種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上述問題,而如果可以為每個區域建立自己的貨幣,取代國家貨幣,那么就可以通過貨幣手段應對和調節區域間的經濟變化。蒙代爾所謂的“最優貨幣區”正是基于此類區域劃分的模型。

  不過這種模式在實踐中并不現實,畢竟要讓一個主權國家放棄本國貨幣是很困難的。于是蒙代爾在“最優貨幣區”的條件上做出了適當的妥協,即如果兩個區域間有足夠的“勞動力流動性”,仍可視為“最優貨幣區”,因為勞動力的轉移也可以抵消商品和勞動市場的供需不平衡。例如上面提到的例子,需求傾斜致使東西兩部工資水平發展不平衡,就會刺激勞動力從東部遷至西部,這樣在不需要動用貨幣手段的情況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勞動市場的不平衡。讓勞動力在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時自由流動,顯然也是保證區域內“充分就業”的有效手段。

  當然要實現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例如配套的法律框架、人口流動的成本和社會隱患、遷入地對遷入人口的接納程度、區域間勞動條件和待遇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等等。總而言之,在蒙代爾最初提出的關于“最優貨幣區”的設想中,“勞動力”這一要素的流動性是關鍵的指標。后來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在一體化的過程中也非常重視勞動力的流動性,并為此做出了大膽的嘗試,至于效果如何,后文會有具體分析。

  1.2.2羅納德·麥金農:開放性

  1963年,麥金農在其著作“OptimumCurrencyArea”[3]中研究了一個經濟體的開放程度如何影響其貨幣的固定或浮動匯率。“開放程度”被定義為可交易商品與不可交易商品之間的關系(這里的交易主要是指國際間交易)。不可交易商品即生產流通過程不參與國際貿易的商品;可交易商品又被分為兩類,exportable(恕不知怎么翻譯):出口商品及在境內消費的商品,下文中會將此商品簡稱為XE;以及importable:進口商品及在境內生產的商品,簡稱為XI。換句話說,XE是在一個經濟體內減少(賣掉了或是消費掉了)的商品,XI是在一個經濟體內增加(買來的或是生產出來的)商品。

  麥金農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貨幣區,其中一個是某個可憐的小經濟體S國,除它之外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都屬于同一個貨幣區,那么S國就必須決定如何規范其貨幣與世界上另一個貨幣區之間的關系。由于S國國微言輕,對國際市場的定價毫無話語權,于是“可交易商品”在其國內的定價需要根據國際市場價格以及實際的匯率情況決定。S國生產并消耗三種類型的商品:可交易商品XE,XI以及不可交易商品。假如S國是個封閉的經濟體,也就是可交易商品在國內消費中占比很小,那么匯率浮動造成的物價波動對整個國內市場的物價影響就非常有限。假如可交易商品占比很大,那么自身貨幣的貶值就會造成國內物價的明顯上漲,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浮動匯率不利于一個開放的小國的物價穩定。雖然浮動匯率對于收支平衡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對于“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來說,匯率手段并非調節收支平衡的唯一渠道。例如可以通過抑制國內消費來抵消財政赤字,由于其開放程度非常高,主要的產能都在國際貿易中消化,國內需求的降低并不會對就業率造成顯著的影響。綜上所述,麥金農認為倘若幾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依附程度非常高,實行固定匯率或者成立貨幣聯盟就是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經濟小國的這種“開放程度”會比經濟大國要高。因為小國很難憑一己之力完成所有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因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而大國則可以憑借國內市場制造和消費大量的商品。

  在麥金農看來,在貨幣聯盟內,消費品的價格是否統一并不重要,因為消費者很少會去他國采購日用品。而對于工業產品、以及金融服務等,則需要考慮區域內價格的統一性。

  1.2.3彼得·凱南:貿易與制造的多樣化程度

  1969年,彼得·凱南發表了題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AnEclecticView”[4]的論文,提到了非對稱性沖擊的影響。由于非對稱性沖擊會對不同的行業造成不同的影響,因此產業多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會比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更容易消化這種影響。凱南認為當一個國家產業多樣化程度越高,且與他國產業結構越類似的時候,越適宜采用固定匯率或形成貨幣聯盟。(參照1.1.2提到的“非對稱性沖擊”對“貨幣聯盟”的影響)

  1.2.4“最優貨幣區”的其他條件

  a)通脹水平一致

  如果一個貨幣聯盟中的兩個地區通脹水平不同,就會導致實際匯率的變化。例如在一個貨幣聯盟內,A地區的通脹水平長期高于聯盟內的其他地區,A地區內就不得不相應提高收入水平,倘若同一時期當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通脹水平不符,則致使其競爭力下降,長期便會造成失業率及財政赤字上升。假如聯盟內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不能為此提供財政支持,就會造成整個貨幣聯盟的危機,甚至迫使A地區退出聯盟。也就是說,在同一貨幣聯盟內應維持一致穩定的通脹變化,即使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通脹水平不同,也應該與他們之間的生產力水平差異相吻合。

  b)資本流動性(CapitalMobility)

  之前提到,蒙代爾最初在研究貨幣區內的“要素流動性”時,主要考慮的是勞動力的流動性。1971年馬庫斯·弗萊明又研究了“資本流動性”對于貨幣區的作用。這里的資本包括了流動資本以及固定資產,包括地產物業等,由于后者的流動性較差,那么流動資產,包括各種金融產品等的流動性對于一個貨幣區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與蒙代爾所提的通過“勞動力流動性”平衡區域間供需差異類似,資本流動性對于平衡資本市場和國際收支同樣十分重要。例如當A地區貨幣供給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地區內的授信需求的增加就會導致加息,進而使得A地區的貨幣面臨升值壓力。如果其他地區的投資人可以從A地區以外對A地區進行投資,那么就在不影響原有利率水平的情況下,實際上造成了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效果。

  實際中通常會用利率差異來判斷區域內的資本流動性程度,因為在同一貨幣區內,資本的跨境流動已經不受匯率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當各國間的利率差異越小,跨境支付的成本越低,資本的流動性就越高。

  c)財政轉移支付

  當時的學界還認為,在一個貨幣區內,除了能夠通過私有經濟間的資本流動維護收支平衡外,國家間的轉移支付也是一種有效的途徑,它的實現方式為,當貨幣區內某一地區或國家陷入不景氣時,刺激對此地區的市場需求,并降低對繁榮地區的需求。一方面,不景氣地區可以利用經濟復蘇和社會保障計劃提高自身的市場需求,用以支持這些計劃的經濟來源則來自繁榮地區的稅收,這也在另一方面相應削弱了繁榮地區的市場需求。這樣一來,就造成了衰弱地區稅收減少,社會福利體系卻得以提高的現象,實質上起到了穩定該地區收入及就業的效果。而在發達地區則剛好相反,如此,便實現了從繁榮地區向不景氣地區實現財政轉移的功能。

  當一個貨幣區內某一區域或國家出現重大財政危機,或經歷經濟衰退時,同一區域內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可以避免危機蔓延至整個貨幣區。

  學術界對于通過境外投資者和財政轉移支付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手段尚有爭論。例如有人認為這兩種方式并不能解決長期沖擊帶來的收支不平衡,反而可能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臨時性沖擊造成的收支不平衡則更適用這些方法。[5]

  2.歐元區是否是“最優貨幣區”?

  上面簡單介紹了一下關于“最優貨幣區”的一些主要理論,接下來我們就討論一下歐元區到底是不是一個“最優貨幣區”。

  近幾年國際上,尤其是歐元區風云變幻,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通縮疑云、油價暴跌、地緣政治、量化寬松等等,這些事件對于歐元區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我們在這里主要討論歐元區這一結構自身是否“最優”,應當盡量撇開這些事件的影響去看待歐元區,為此我們會回到歐元區還比較風平浪靜的年代,即2011/2012年之前的歐元區,看看歐元區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組織。

  本文將基于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就加入歐元區的12個成員國的情況進行討論,他們分別是:比利時、德國、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1979年就在歐洲共同體內建立了歐洲貨幣體系,當時規定參與各國之間的貨幣匯率只能在一個±2.25%的區間內波動,這本是就是一種“貨幣聯盟”。在接下來的多年里,各國都在推動貨幣統一的進程,并于1992年在荷蘭小城馬斯特里赫特簽訂的《歐洲聯盟條約》中最終敲定于1999年1月1日起在歐盟成員國內引入統一的貨幣。

  各國若想加入歐元,必須符合一定的加入條件,這些條件的核心目標是為了維持物價穩定。包括:通脹水平不得超過物價最穩定的3個成員國的1.5%,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長期國債收益率不得高于利率最低的3個國家的2%。此外,加入國必須在過去兩年內遵守了歐洲貨幣體系限定的匯率浮動框架,并且沒有對自身貨幣進行貶值。

  歐元區的統一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ECB)制定并協調,財政政策由各國政府自己控制。各國央行保留,并與歐洲央行一起建立歐元體系(EuroSystem),并與其它未加入歐元區的歐盟國家的央行建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uropeanSystemofCentralBanks)。

  按照之前介紹的關于“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框架,這里先探討一下在歐共體及后來的歐盟內建立固定匯率和統一貨幣的必要性,接著會分析歐元區的“要素流動性”、“開放性”、“多樣化程度”、“財政轉移支付”等重要指標。

  表1.2012年各歐元區12個早期成員國的人口及GDP統計(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3.1非對稱性沖擊和通貨膨脹

  前面提到,“最優貨幣區理論”重點研究了貨幣聯盟對于非對稱性沖擊的應對能力,因為除了長期通脹水平以外,這些沖擊是破壞貨幣區穩定性的重要因素,并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失。

  a)非對稱性沖擊

  由于非對稱性沖擊會同時對多個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就使得各國的實際增長水平(就是扣除了通脹率后的增長)具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高的相關性意味著兩國共同應對沖擊的可能性越高,相反的,相關性程度越低,則表明沖擊來臨時對兩國造成的影響越發的截然不同。[page]

  表2.1995-2011年間歐元區12個早期成員國之間的實際增長率的相關程度(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從表中不難看出,希臘與愛爾蘭兩國同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增長相關性很低,相比之下奧地利、法國、荷蘭之間則呈現了較高的相關性。值得注意的是,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這五個國家合在一起簡稱“PIIGS”)與德國的經濟增長相關性非常低。由于歐洲央行在建立之初大量參照了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結構及政策,同時德國又是整個歐元區獨領風騷的經濟體,這就意味著對于歐豬五國來說,放棄原本獨立的貨幣政策成本巨大,因為非對稱性沖擊來臨時對于這幾個國家的影響更大,而對他們來說實現歐元區的“最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畢竟根據學術界的分析,越符合“最優貨幣區”條件的貨幣區,越有能力應對非對稱性沖擊的影響。

  b)通貨膨脹率

  前面提到過,通脹水平的一致性是衡量一個“貨幣區”是否“最優”的重要條件。在1999年之前,歐盟各成員國的通脹水平差異很大。一邊是通脹率一向較低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法國、荷蘭;另一邊則是通脹率非常高的國家,例如葡萄牙,希臘等,這些國家直到1998年才將通脹率控制在5%以內。

  圖1.1999-2009及2011-2012各國的平均通脹率(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可以看到,盡管建立了統一的貨幣區,歐元區各國的通脹水平也各不相同。例如在1999–2009年間,德國、法國、芬蘭的通脹率都在1.5%左右,與此同時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的通脹率則高達3%。

  到了2011/2012年,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的平均通脹率降低,而其他國家則升高。這是因為彼時歐洲央行降低了基準利率,同時要求希臘等國實行緊縮政策。當時歐元區的整體通脹水平看起來還比較健康,然而由于希臘等國自身經濟發展水平薄弱,加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油價下跌等各種因素的聯合影響,我們都看到了在后來的幾年里,通貨緊縮很快就以歐元這個統一載體迅速傳導至整個歐元區。

  3.2要素流動性

  根據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如果在貨幣區內實現要素流動性,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非對稱性沖擊對整個貨幣區的影響(參照1.2.1)。那么歐元區是什么情況呢?

  a)勞動力流動性

  早在1968年,歐洲共同體就立法規定勞動者可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然而歐元區實際的勞動力流動性如何?我們可以把歐元區12國與美國進行一番比較。

  表3.歐元區與美國的收入差異(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美國人口調查局):

  很顯然,在歐元區,國家間的收入差異明顯大于單一國家內部的收入差異,加上政策的鼓勵,可以想象到跨國的人口流動應該會大于國內的人口流動。可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圖2.歐元區各國(2007)和美國(2005)的人口流動比例(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美國人口調查局):

  在歐元區的各國內,每年只有不超過1.6%的人口會在自己國家內遷移,而遷至歐元區其他國家的人口則更少。除盧森堡以為,歐元區各國每年只有不超過0.5%的人口會選擇遷往歐元區內的其他國家,而美國則有大約2.4%的人口在各聯邦州之間遷移。

  從人口數量上來說,美國的人口數量與12個早期歐元國的人口總數相當,如果把美國看做一個由50個聯邦州組成的“美元區”,這一區域內的人口流動比例是“歐元區”的8倍之多!

  盡管有政策上的支持,歐元區的勞動力流動性依然較弱,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有多種。其中一項原因就是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較小,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去別國謀求更高收入的需求較弱。此外,歷史因素、法律與文化差異、語言障礙也是制約區域內跨國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

  b)資本流動性

  自從引入歐元以后,歐元區各國企業和個人貸款利率的差異就逐漸走向收斂的趨勢,到了2011年,各國企業和個人貸款利率的標準差已不到1%。企業的具體所在地對企業自身的信譽和風險不構成影響,金融危機及主權債務危機對此也沒有造成明顯的沖擊。

  同樣,各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也開始趨同。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標準差在1993年為5%,而在引入歐元后的1999和2008年間,這一數字一直在0.4%以下,在這段時間內,所有國家的國債收益率都在3–5%之間。而從2009年開始,國債收益率開始迅速分化。德國、荷蘭、芬蘭、盧森堡等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還可以維持在2%以下,歐豬5國的國債收益率則最高可達25%。然而這一變化并不能說明資本流動性減弱,而是因為PIIGS們陷入了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國債收益率才隨著風險的倍增而飆升。[page]

  圖3.1997-2012年間歐元區各國貸款利率及國債收益率的標準差(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通過企業和個人信貸的利率差異可以看出,歐元區之間的資本流動性是很高的。如果不考慮主權債務危機事件的影響,各國國債收益率去差異化的趨勢也說明了這一點。

  2.3開放性

  越開放的“小經濟體”,其物價水平越收到匯率波動的影響(參照1.2.2)。歐元區的許多國家都符合這種“開放性”的條件。

  從貿易占GDP總量的角度來看,1999年歐元區成立以后,區內各國之間的貿易水平顯著增長并一直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最大的受益者包括荷蘭、奧地利和比利時,這些國家的區內貿易占本國GDP比重上升了近20%。

  下圖統計了各國與歐元區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GDP及貿易總量的比重。與GDP的關系顯示了各國的開放程度,與貿易總量的關系則表明了歐元區在該國貿易活動中的地位。

  圖4.1999-2011年各國歐盟區貿易與GDP及貿易總量的關系(數據來源:Datastream/歐洲統計局):

  正如學術界所設想的一樣,比利時和盧森堡(區內貿易占GDP總量超過60%)這樣的小國比德、法、意(區內貿易占GDP總量約25%)這類大國展現出了更高的開放程度。至于希臘,其區內貿易僅占GDP的14%,可見它在歐元區是個相對封閉的國家,類似的還有芬蘭。那么對于希臘和芬蘭來說,加入歐元區對于物價穩定的作用不大,而比利時則能顯著受益。

  然而對于所有的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歐元區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貿易伙伴。愛爾蘭和芬蘭與歐元各國的貿易量占其貿易總量的比重較小,但也有近40%,其他國家均超過了44%。甚至有7個國家的貿易總量一半以上來自區內貿易。這樣看來,加入歐元區對所有國家都具有穩定進出口價格的積極意義。

  2.4產業多樣性

  下表是歐元區各產業占GDP總量的比重,分別列出了歐元出成立初期(1999–2005)及歐洲經濟危機初期(2009–2012)的產業分布情況。

  表4.1999–2005及2009–2012年間歐元區產業分布情況(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在整個歐元區,沒有一個產業能夠占到GDP總量的20%以上,產業結構比較分散。接下來利用克魯格曼系數,可以考察各國產業結構與整個歐元區產業機構的差異。下面這張圖統計了各個成員國的克魯格曼系數,數字越低則表明這個國家的產業分布情況與整個歐元區的產業分布情況越類似。

  圖5.各國產業結構與整個歐元區產業結構的差異:

  可以看出,在統計的這兩個時間段內,各國產業結構均沒有產生大的變化,大部分國家與整個歐元區的產業結構差異小于20%。盧森堡、愛爾蘭及希臘與整個歐元區差異較大,原因如下:在盧森堡,金融業獨占鰲頭;愛爾蘭的制造業規模遠勝服務業;而在希臘,農業、貿易、旅游則是國民經濟的重中之重。因此這幾個國家的產業多樣化程度較低,當針對他們的核心產業的沖擊來臨時,對這些國家整體國民經濟的影響將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這幾個國家的意義也就不那么重大。

  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十多年間,歐元區大部分國家都維持了自身的產業結構,沒有出現專業化的趨勢。由于大部分國家的產業結構差異不大,在應對各行業的沖擊時,可以使用統一的貨幣政策共同進退。

  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從1999年到2012年,通訊與信息產業在歐元區的產業結構中所占比例完全沒有增長,其地位僅僅高于農業。我們都知道在這十幾年內,在這個世界上信息革命帶來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歐元區在信息產業上的全面落后,很可能成為制約今后歐洲復興的重大阻礙。

  2.5財政轉移支付

  財政轉移支付可以平衡收入水平,通過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或實行經濟復蘇計劃將發達地區的稅收轉移至衰落地區。歐元區盡管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但各國各自管理自己的財政政策,加上各國政治、文化上相對獨(zi)立(si),并沒有一個協調各國財政政策的組織或機構,財政轉移支付也自然無從談起。

  在整個歐盟,既沒有統一的稅收政策,也沒有統一的社保體系。其實就統一稅收體系一事,各國多年來都有試圖協商,但總是不歡而散。實際情況是,有兩個結構基金(歐洲地區發展基金ERDF、歐洲社會基金ESF)和一個聚合基金在承擔平衡收入差異的職責,這三個基金支配著整個歐盟預算的35%左右。然而由于歐盟預算加起來不足歐盟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些基金的力量不足以在出現經濟波動時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平衡收入及社保體系。

  歐盟的預算一部分來自關稅,另一部分來自各國的繳納,后者基于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現狀及增值稅水準,簡單的說就是能者多勞,某種程度上其實減少了落后地區的負擔,但畢竟總量太小,難以實現再分配,這么看來歐元區并不符合“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的關于財政轉移支付的條件。

  無法通過稅收和財政的轉移來調控危機,統一貨幣這一載體卻可以加速流動性風險的傳導和恐慌的蔓延,這基本上是歐元區結構上的一個死穴。可以參照這里: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是什么?-知乎用戶的回答

  2.6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歐元區作為人類歷史上對于“最優貨幣區”最廣泛和深入的一次實踐嘗試,某些國家在某些方面符合“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條件,在某些方面卻并不符合。由于本文主要選取了歐洲危機之前的數據,也就是一個相對“健康”的歐元區。當歐元區在狀態最好的時候無法實現“最優”,那么當困難到來時,當然也很難像理論中設想的那樣抵御住各種各樣的沖擊。

  表5.歐元區各國是否滿足“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各項條件:

  3.說一點點點點歐債危機:

  關于歐債危機的成因,有很多種說法,包括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難以協調、集體決策制度與各經濟體之間的沖突、歐元區成員國財政紀律不嚴等等等等,其中一些是本文之前提到過的歐元區自身結構的問題。從我在歐洲多年所見來看,歐元區的根本問題在于:人口老齡化、過度福利、缺乏創新、地緣政治不穩、新移民造成的社會問題。每一個似乎都是無解的難題,也都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

  歐洲的前景依舊非常的迷茫……

  最后,歡迎各位常來歐洲玩,你們在這里買的每一只包、每一塊表,都是對我的幫助!感謝你們拯救歐洲!

  [1]Mundell,RobertA.1961.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60(4),pp.657-665.

  [2]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的前景

  [3]McKinnon,RonaldI.1963.OptimumCurrencyArea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4),pp.717-725.

  [4]Kennen,PeterB.1969.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AnEclecticView,in:Mundell,RobertA.&AlexanderK.Swoboda(eds.):Monetaryproblemsoftheinternationaleconom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41-60.

  [5]Willett,ThomasD.&EdwardTower1970.Currencyareasandexchange-rateflexibility.ReviewofWorldEconomics105(1),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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